西安市妇联 阎良区妇联联合举办法律知识大讲堂（图）

大运河贯穿南北（资料图）

在文化发展史上，一种新概念的出现，既是人们对共同生活的外部环境变迁作出反应的记录，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此种变动努力进行的总体评估并逐渐形成的重新控制的过程。“运河学”概念的产生，从宏观来看，应该被看作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专业化前提下，学界解释、叙述与解决运河问题的思想重构，这种结合带有一定社会改造的目的。　　

“运河学”这一概念，是在大运河申遗背景之下由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首先提出，旨在强调大运河作为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大运河是自然与人创作的杰作，有着丰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内涵，在中国社会的不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建立运河学学科有利于整合各方面成果，形成对运河的系统研究。”

大运河贯穿南北，连接古今，以运河为载体或者伴生的运河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文化标签。作为一个复杂系统，运河连接与传承的不仅是地域意义上的南北、地理意义上的水系、经济意义上的市场、政治意义上的漕运军政、社会意义上的人群生活、文化意义上的艺术、风俗等内容，而且其自身就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运行与表现方式。运河文化的物化特征、精神象征和存在方式的复杂结构及属性决定了运河研究需要跨学科的知识、整体的研究意识和学以致用的学术价值观。

运河学何以成为一门学科

所谓学科，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有相对独立知识体系的一门学问，二是指高等学校本科教育专业设置。显然，运河学属于第一种，即与运河相关的人们的活动及其产生的经验，通过归纳、理解、抽象后形成的知识体系。　　

作为一门学问，运河学知识体系的概念和内涵相对明确。其概念即是围绕运河形成的一整套研究、保护、利用的理论与方法。知识系统主要指建立在史实基础之上的关于运河的各方面知识及其有机联系，具体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作为遗产与通道的运河“本体”及与其相关联的自然地理的内容，主要是指物化层面的运河；二是作为制度与历史现象及文化符号的“运河”，包括运河的历史地位，运河的政治、经济、文化功能、社会意义，运河与中国政治、经济格局变动的关系，运河的区域性差异与辐射意义，运河所反映出来的国家治理与发展的观念，运河引发或关联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内容；三是运河区域人群的生活方式、文化传承、社会心理等人文情态，即运河的主观性和活态化的内容。　　

运河学的知识体系内涵清晰，但内容丰富庞杂，其理论构建和方法运用具有极强的学科交叉性，分属自然与人文类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都可为其所用。目前，相关理论方法主要集中在历史学、地理学、文化遗产学等领域。在这个意义上，运河学理论与方法本身即是方法交叉、理论借鉴、问题拉动三个方面的融合。在可操作的层面或具体的研究中，以较大问题为中心和目标，以“问题拉动”不同学科本位意识之下的研究形成整体，将纯粹客观现象的解释、历史意义的解读、艺术价值的体现、客观规律的总结等内容进行多元综合，最终获得有关运河的知识性与意义性的成果。

运河学研究资料

任何学科的建立和持续发展，都必须建立在丰富而系统的资料储备之上。大运河基本文献内容极为丰富，大致可分为五类：一是专书。元代以来，河专书出现，内容涉及治河治水理论、运河河道开挖挑浚、运河工程建设维护、漕运及其管理体制、黄河与运河关系、运河区域生态环境与社会状况等多个方面。这些著作部分已经整理出版收录于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学者主编的《中国大运河文献集成》一书中，或部分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华山水志丛刊》中。还有很多重要典籍，作为善本书藏于各大图书馆。二是政书、类书。明清时期官修政书中包含多种运河方面的资料，如《明会典》《清会典》《大清会典则例》《大清会典事例》等，大都有河工水利、漕粮征运、钞关仓储等类目。三是史书方志。二十五史的《河渠志》《食货志》《地理志》，明清《实录》中散落着大量“治运”人物事迹及河政河务方面材料。运河流经区域的省志、府志、州志、县志、镇志、乡土志、山水志、榷关志等，总量有数百种之多，内容涉及运河修治、河道变迁、漕粮征运、城市街区、商品交换、手工业门类、河务漕务管理、民风民俗等各个方面。四是文集笔记。明清时期的文人笔记常见的有五六百种之多，其中所记多与运河有关。明清小说有些以运河区域社会为背景，某些篇章直接描写运河沿线人物世事，可以为运河研究提供帮助。五是外国史料。元代以后，亚洲各国的使者商团、欧洲各国的传教士、商人、使臣经常沿大运河往返北京与沿海港口之间，留下了大量关于运河及运河区域社会的记述。　　

其次是大运河档案文献。中国大运河文献档案数量巨大，完整系统地反映大运河决策、建设、运营的过程。据初步调查统计，现存与大运河有关的档案资料共1.5万余件，还有一小部分散存于其他西方国家。国家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天津市档案馆等也有收藏。另外，我国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内阁大库档案影像资料库”中有若干件与运河相关的档案，还有几十种大运河明清舆图流失在欧美的博物馆和大学。最后，运河区域民间文献。民间文献资料指契约、家谱、碑刻、科仪、日记、笔记、自传、年谱、书函信札商业文书、日用杂书、唱本剧本等等，是大运河水利工程建设和区域社会发展的见证，也是区域民众生活基本状况的基本呈现。

运河学研究成果

从长时段来看，现代运河学研究应始于20世纪初至70年代末，本阶段成果多偏重于历史研究，且多为运河基本历史史实考证；从研究取向看，学者多着意于运河政治特性的论述。1980年—2013年为第二阶段，是运河研究的发展阶段。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学术价值观、研究方法及研究环境的改变，大运河研究不但实现了从历史（地理）研究向其他学科研究的逐步扩大，而且研究深度和广度也发生了改变，包括史学界在内的学者重新审视以往从经济入手且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宏观社会形态解释模式，将研究带入新的多元视角与多学科的研究领域。运河学的研究呈现两种趋势，一是延续“漕运”研究，二是将运河放置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框架中讨论其作用。此类研究的初衷或不着意于对运河与区域之关系的解读，但亦将运河作为“一种因素”，讨论城镇“专业化”、市场“层级化”、“区域社会的内变迁”等问题。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相对细化，多以人口、宗族、社区、信仰为对象，讨论不同区域的社会发展脉络与结构性变化，这类研究看似“细碎”，但实则是将触角下沉，对区域若干事项进行“剥笋”式剖析，以实现对运河区域“立体”历史的整体性认识。大运河文化方面的研究则基本遵循了传统研究模式，即对运河文化进行分门别类的讨论，凸显运河文化的融合性与地域性。同时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资源开发类的研究大量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产学研的结合。从表象来看，运河文化异彩纷呈，文化理论与实用性研究各美其美。第三阶段即是2014年大运河“申遗”及2017年“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概念被提出至今。这一时期研究成果特点是应用类的研究占据更多的份额；二是运河学科理论正逐步形成，并且目前研究成果多在功能论、区域论和文化象征论等研究框架下展开，相应研究成果丰富。

运河也是文化载体和纽带

大运河开挖、畅通与衰落，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中国社会特殊的运行与发展轨迹。因此大运河是一条河，更是一种制度、一个知识体系和一种生活方式。运河及其流经的线性区域所孕育的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形塑中国文化的基因之一。　　

运河的“运”字本意为运输，但在社会体系之中，借助水的流转，“运河”成为漕粮运输、文化传播、市场构建和社会平衡的载体；在文化体系中，运河之运又与国祚、文脉、人命紧密相连。大运河在中古及其以后的时间序列和区域、跨区域的空间里实现了功能的价值性延续，对其进行意义的追寻，既是文化遗产层面、知识系统层面、民族精神和伦理价值观层面传承与发展的需求，也是文化传播及战略布局的需求。　　

运河的“社会性”价值与文化功能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作为文化载体的运河。大运河具有物化和符号化的意义，承载了“水利——物质”“国家——社会”“精神——行为”三个层面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作为载体的“运河带”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地域概念，更是一个与运河相关的包含经济、政治、思想、意识等层面交互作用的统合体。　　其次是作为文化联结纽带的运河。大运河带是标签性的“线性共同体”，同时又具有明显的区域、跨区域特性，该区域包括了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河南、安徽等行政区域，也跨越了江南、江北自然区域，以及燕赵、齐鲁、中原、江南等不同文化圈。它连接南北，并进而通过其他东西之河道及交通枢纽相互联结，形成了经济、文化传播的网络。在这个意义上，运河与其他自然河流一起，共同构建了中国地域的线性框架性格局。　　

最后，作为生活方式的运河。“运河”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大运河开挖、畅通所形成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生活磁场，不仅漕运群体、商人组织、河工人群等因运河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而且也造就了运河流经区域社会人群特殊的生存、生活、生计方式，并由此形成了人们不一样的世俗理性观念。生活方式不会随运河断流而消逝，也不会在时代的变迁中被固守，真实而生动的运河是最有价值和活力的，人的主体价值和社会能动性在日常生活的劳作、交往、消费、娱乐、礼仪等层面得到传承。　　运河学学科理论的构建及整体与细化研究的展开，都是当下“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话语体系与语境的产物，反过来又满足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现实需求。宏观而言，运河学研究理论的构建和整体细化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挖掘运河作为“一带一路”连接点的作用，从国际视野出发，从社会发展、国家利益的角度讨论运河的价值，为提高中国国际地位、构建未来的国际秩序提供历史和理论支持；提升运河及其区域社会规划与发展的科学性与系统性；突出运河人生活的特殊性价值和意义。　　

（作者系烟台大学教授、《中国大运河蓝皮书》主编）